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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一流”高校有更大“漲價空間”

時間:2021年04月15日 作者:陳彬 來源: 中國科學報

 

“雙一流”高校有更大“漲價空間”

——專訪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袁連生

不久前,安徽省教育廳發布高校學費調整方案。根據方案,該省高校各專業的學費都有大幅度上調。其中,文科類專業從每學年3500元調整為4900元,理科類專業從每學年3900元調整為5200元,藝術類專業從每學年5000元調整為8000元。

新世紀以來,我國高校規模最大的一次學費漲價潮出現在2014年前后。是時,包括天津、浙江、江蘇等在內的10余個省市相繼調整公辦高校學費,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此后,雖然也有個別省份調整高校學費價格,但規模并不大。

然而,近兩年一輪新的學費漲價潮儼然再次出現——安徽省的調整只是其中最新的一例,此前的兩年間,遼寧、浙江、河南、山東、天津、廣東等多個省份已經宣布上調高校學費價格。

此次漲價潮原因何在?對于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又意味著什么?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專訪了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袁連生。

“雙一流”高校學費提升空間更大

《中國科學報》:相較于2014年前后的高校學費漲價潮,您認為此次國內部分省市對于高校學費的調整有何不同?此次學費調整最主要的誘因是什么?

袁連生:2014年學費漲價潮有一個直接誘因,那就是2007年針對國內一些高校的學費漲價趨勢,國務院曾發布“限漲令”,要求5年內各類學校學費、住宿費標準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的相關標準。然而在2014年前后,該限漲令已經到期,也就引發了各地紛紛上漲學費。

相較之下,此次各地對于學費的調整主要還是基于學校本身運行成本的上升。根據統計,2000年、2010年、2014年和2018年,全國高校生均支出分別為15974元、19953元、26230元以及35538元。從中可以看出,近20年來,國內高校生均支出的提升速度正在加快。而如果財政撥款沒有相應增加,這些提升后的成本就只能通過提高學費來彌補。事實上,目前世界范圍內幾乎所有國家的所有教育形式,其成本都在提升,不僅是我國,也不僅限于高等教育。

《中國科學報》:在此輪價格調整中,包括遼寧、安徽等在內的一些省份,對于“雙一流”高校都賦予了更大的漲價空間,對此有人提出是否公平的質疑,您是怎么看待這一問題的?

袁連生:現階段,中央部屬高校,特別是“雙一流”高校的教育和運行成本是要遠遠高于普通高校的,這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在這方面,我們依然可以做一個數據上的比較——2018年中央部屬高校的生均支出為65849元,而地方高校的生均支出僅為29077元。

我們在教育經費投入的問題上評判所謂“公平性”時,不能僅看絕對金額的投入大小,更要比較不同對象的分攤比例。換言之,在同樣100元錢的成本中,學生學費分擔占比究竟是5%還是10%,要比學生承擔了5元還是10元更加重要。

當前,“雙一流”高校學生的學費水平與普通高校學生相比并沒有高出很多,但獲得的生均投入卻要高得多,其享受的優質教育資源也要多得多。這也就是說,從學費占成本的比例看,“雙一流”高校學生負擔成本的比例要低得多。因此,給予“雙一流”高校更大的學費提升空間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說,針對國內最頂尖的高校,即使收取1萬元的學費也不到成本的10%,相對總體成本而言也不算高。要知道,在哈佛大學等世界頂尖名校,學生的學費動輒要數萬美元。

教育投入與質量密切相關

《中國科學報》:十幾年前,吉林大學負債30億元的新聞,讓公眾首次了解到高校嚴重的債務問題。近年來,我國教育的投入持續增加,但這一問題似乎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就在幾年前,還有學者透露我國高校負債超過2000億元。在您看來,導致高校依然如此缺錢的原因是什么?

袁連生:一方面,正如此前提到的,高校作為人力資本密集型機構,在知識經濟的當下,其自身的人力成本是在持續上漲的;另一方面,高校又屬于非營利性機構,因此也就沒有了成本最小化的動機和壓力。正因為如此,高校幾乎總是處于“缺錢”的狀態。而且,這也并非我國特有的現象,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也同樣如此。

需要強調的是,理論上我們是可以辦低成本教育的,但在排除管理不善以及資金浪費的前提下,教育的投入與質量有著密切聯系。高質量的教學成果必須以高投入為前提,反之,低投入則很難換來很好的教育質量,在這方面我們并不是沒有先例。比如在上世紀50年代末,我國高等教育搞“大躍進”,在不具備辦學條件的情況下開辦了一大批大學。這些學校的辦學成本非常低,但也談不到有什么像樣的教學質量,這值得我們深思。

《中國科學報》:針對高校上調學費的行為,公眾最大的擔心還在于持續增加的學費會增加貧困家庭學生的入學成本。您認為現階段這種擔心是否有必要?

袁連生:增加學費后,如果學生的資助沒有相應的提高,勢必會增加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入學成本,甚至會導致學生因負擔不起學費而退學或不能入學的現象產生,從而擴大教育的不公平。因此,高校在提高學費的同時,有關部門必須增加學生資助,保障家庭困難學生的入學機會。

實施學分收費制急不得

《中國科學報》:此次在調整學費的同時,浙江、安徽等多個省市也宣布鼓勵高校實施學分收費制。這種制度在我國出現的時間已不算短,但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您認為最大的癥結在哪里?

袁連生:學分收費制并不是讓學生按學分交納學費這樣簡單。這一制度的背后,對學校的教學管理和畢業管理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也是目前國內高校這項制度開展不力的重要原因。

具體而言,在學分收費制下,學生的學習不再遵照學校的統一計劃,對于選擇哪門課程、什么時候選擇課程,學生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同一門課程,有些學生可能選擇在大一時攻讀,有些學生則可能將其放在大四。如此一來,學校教務部門的管理工作必須作出調整,以滿足學生在學分制條件下的個性化選課需求。相較于此前固定四個學年、每學期統一授課的教學管理模式,學分收費制下的教學管理要復雜得多。

同樣,在畢業的問題上,由于學分收費制對學生畢業的要求是獲得足夠數量的學分,對于他們的學習年限并沒有太多要求,這就導致學生在校學習年限的不固定。此前我曾看到過報道,在美國高校,有學生學習了10年仍然沒有本科畢業。這要求高校對于學生畢業的前置管理要更加靈活,同時意味著這種管理模式要更復雜、更科學。

總之,學分收費制并不僅僅是學分的問題,它涉及到一整套復雜的教務管理以及畢業管理制度改革。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中國科學報》(2021-04-137版視點)

來源: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1/4/361928.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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