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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體制應避免“快學者”偏好

時間:2021年04月22日 作者:陳洪捷 來源: 中國科學報

 

健康的科研體制應當給予“快學者”和“慢學者”這兩類學者群體以大致平衡的發展空間,不宜有明顯的制度偏好,盡量保護研究取向的多樣性。

陳洪捷,北京大學中國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教育評論》主編、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高等教育原理、研究生教育、德國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等。

在研究大學教師時,人們往往從學科文化角度分析不同學科學者的治學行為,或者討論有“官職”和無“官職”學者之間科研行為有無異同,但似乎很少有人從學者類型的角度討論學者的研究行為與策略。在此,筆者試圖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治學策略進行討論。

所謂治學策略,主要指學者在選擇研究問題、成果呈現等方面的傾向性。這種策略不考慮學科的差異、代際差異或職稱差異,不考慮學者的分層,也不涉及道德的評判。

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兩類學者,一類學者善于辨識新的研究動向,能夠抓住新的研究題目;另一類學者則不喜歡流行的研究題目,而是埋頭關注他們認為重要的題目,這些題目也往往是長線和穩定的。在此,我們可以將前者稱為“快學者”,將后者稱為“慢學者”。

需要說明,所謂“快”與”慢”,與速度既有關也無關,主要指其治學選題取向或行為模式。無論是快學者還是慢學者,都是一種“理想類型”,僅僅為分析而用,他們在現實中的表現形式會更多樣一些。

快學者往往得風氣之先,所研究問題容易讓人耳目一新,并能給人前景可期的印象,因此能引起較多關注。由于關注度高,便容易獲得相應支持和資源。而慢學者的研究往往難以引起廣泛關注。套用我們常說的“熱門”和“冷門”的概念,快學者基本專注于熱門題目,慢學者則偏向冷門題目。熱門題目往往與當下社會經濟需求相契合,所以容易得到學術之外的鼓勵與支持。中國古代有顯學與隱學之分,顯學是顯赫一時的學問,而隱學則難以進入世人的視野。這是就學說而言的,其實學者也可以做相應的區分,顯學者接近快學者,隱學者大致相當于慢學者。

快學者所關注的問題不僅議題新,而且節奏快,F實的問題需要快速的反應和答案,所以快學者通常出成果的速度很快。同時,這些成果也可能會面臨積累不夠、未及深思熟慮等問題,有時會有草率或膚淺之嫌。而慢學者從事長線問題的研究,十年磨一劍,一旦有成果出來,往往是大部頭的著作、有分量的作品。但這些成果往往也只是在圈內受到重視,很難為外界所知。

快學者與慢學者之間當然互有成見,乃至于相互看不起?鞂W者認為慢學者不能與時俱進,不關心當下的問題,在一些重要的現實話題上失語。慢學者則覺得快學者只喜歡“跟風”,不會踏實做學問,其成果也多是膚淺、零碎之作,是缺乏學術價值的短平快作品。

快學者的研究選題與現實關系密切,往往與大學的現實利益也有關聯,所以他們的研究通常會得到相關管理者的重視,當然也會得到或多或少的支持。這些研究同時會給他們帶來社會資本,增加其進入行政領導層的機會,所以快學者擔任行政職務的概率較大。慢學者則不熱衷于熱門題目,其研究節奏也慢,很容易被管理者所忽視,更難以進入管理層。

快學者和慢學者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治學取向,應當說是自古有之。無論在學術共同體中,還是在小的學術圈內,兩種取向雖然有沖突,但大致能夠相安無事。古人云“文人相輕”,這也許是一種“相輕”的形式。但當行政力量過多介入學術秩序時,兩者的張力就容易失衡。

快學者在資源獲取、發表、獲獎和晉升等方面本來就占有優勢,如果評價制度和資源配置體制也向其傾斜,快學者就如虎添翼、左右逢源,“通吃”型學者就出現了,他們成為集行政和學術資源于一身的領導型學者。而本來就容易被忽視的慢學者則會在體制中更加邊緣化。兩者間的自然平衡則無法保持,體制性的“厚此薄彼”破壞了學術秩序的健康狀態,學術發展及知識產出就會“劍走偏鋒”,失去其豐富性和全面性。

關于快學者和慢學者的差異,其實前人的研究也有所涉及。美國社會學家科塞就曾指出,有些大學教師應企業或政府的需求解決了一些問題,其社會聲望會因此而上升。他說:“在社會上受到歡迎的知識人,主要是那些已經變得更像他們為之服務的經理人的知識人;而那些回避學院外角色的學者,在決策者和公眾的重新評價中并沒有得到什么好處。”

英國學者比徹也指出,在研究議題的分布中會有比較熱鬧的都市模式和比較清靜的田園模式。他認為在兩種模式中,兩種學者的交流方式、吸收資源的機會、研究題目的偏好都有所不同。這里的兩種模式與所謂快學者和慢學者很接近。比徹強調的是共同體的研究議題取向,而本文側重學者的研究取向,但二者顯然有呼應關系。比徹也認為都市型研究受評價體制的鼓勵而興盛,這就導致了“研究模式單一化”。他說:“研究基金委員會通常把精力和資金集中到都市型研究團體,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具有更高的產出,另一方面他們比田園型研究團體獲得支持的呼聲更大。”

我們目前的評價體系看重論文數量、經費數量,看重頭銜、“領導批示”的做法顯然都有利于快學者。而健康的科研體制則應當給予兩類學者群體以大致平衡的發展空間,不宜有明顯的制度偏好,并應當盡量保護研究取向的多樣性。

學術研究的多樣性是學術發展的基礎,單一的制度傾向不利于學術的多樣性,而學術的多樣性首先是以學者的多樣性為基礎的。我們的科研評價和激勵機制如果能夠考慮到不同類型學者的特點,或許更有利于學術的發展。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中國科學報》(2021-04-207版視點)

來源: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1/4/362096.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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